1. 游学者军需官，历史最富强的朝代是哪个？

我个人认为最富强的朝代应该是隋唐时期。有的人会问，为什么不是隋朝或者唐朝，而是隋唐呢？下文详细给大家解答。

要了解最富强的朝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哪些朝代，上下五千年是怎么来的。

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上古时代(三皇五帝)，接下来才是夏、商、周，春秋战国，然后是我们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共计8个大一统国家，中间还有分裂就不一一介绍了。

为什么说隋唐是最富强的朝代呢？要知道上面还有因为强势而亡的汉朝以及首次建立大一统过度的秦朝。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秦汉都不能被称为最富强的朝代，我个人认为秦汉只能称为强，达不到富的程度。秦朝搬空了六国财富，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万里长城，汉朝驱除匈奴，留下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的万诛世不朽之言，他们的功绩我们不可否认，这是秦汉强盛的表现。为什么他们谈不上富呢？因为百姓苦，秦汉的强势是在压榨百姓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才有了后事警句“国虽大，好战必亡”，当百姓都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也是必然。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隋唐的历史。隋朝由隋文帝杨坚建立，可是杨坚是如何建立隋朝的，我们的历史课本从未记录，杨坚的皇位是由北周静帝禅让而来，因此隋朝的人口和经济被完整保留了下来，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后隋炀帝杨广继为，开凿了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其与万里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奇迹。拒史料记载，当时隋朝人口约890万户，约5000万人。当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出动兵力100万，这种规模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因为三征高句丽失败，大运河急功近利，国内矛盾激化，終被唐高祖李渊取而代之。拒记载，唐建国后，隋朝常平仓的粮食可供全国使用20年，虽有因为战争人口减少之因素，但隋朝的富由此可见。

我们再来看看唐朝的历史，唐朝由高祖李渊建立，太宗李世民崛起。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总结了隋灭亡的教训，加大了御史言官的权力，可以之言面君，因此才有了魏征的青史留名，才有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历史警句。在外交方面，主动接纳各国使团入唐交流学习经济，社会，文化等，开放程度相当高。使得唐朝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历史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王维，王之涣等，书法家颜真卿，画圣吴道子，乐曲名家李龟年等等。在军事方面，灭东突厥，薛延陀，羁縻突厥，契丹，靺鞨(mo,he)等民族。唐朝的万国来朝达到了鼎盛，距记载，其朝贡之国达到了三百多家，我们的太宗李世民被称之为“天可汗”。人口也由两百万户逐渐增长，终于在天宝年间达到了7000多万人。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直至玄宗时期达到全盛，史称开元盛世。

总结

隋朝由禅让建国，国力未经损耗，两代皇帝励精图治，国力更上，仅常平仓就可让唐朝百姓吃20年，其富裕程度由此可见，如若我们的隋炀帝不那么急功近利，慢慢开发运河，慢慢图谋高句丽，那么他的江山则无人可撼动。唐朝在我们太宗李世民的平灭各国，又主动与各国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終被称为“天可汗”。我们出国游学，各国的“唐人街”就是我们的祖宗用拳头给我们赢来的。

隋朝富，继承隋朝的唐朝更富，在一位伟人的领导下，我们的眼光不在局限于中原，而是积极向外拓取，走向了世界。因此我认为我们历史上最富强的朝代是隋唐。

2. 魔兽工作室怎么代打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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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掉已是暮年的李善长？

简言之，从李善长来看，是他长于谋人，拙于谋己。从朱元璋来看，兔死狗烹是巩固皇权专制的一个手段。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濠州人，少读书有智谋，投奔朱元璋后提出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思想，使朱元璋在明末群雄中迅速站稳脚跟，他在朱元璋扫平天下时负责出谋划策及粮草供应，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洪武朝建立后，受封韩国公，官拜左丞相，居百官之首。

自朱元璋任大元帅后，李善长便一直主持日常政务工作，他善用人才，明习故事，调兵转饷犹如臂指，统一币制，立盐茶法，制定官制等等，说其是洪武第一功臣也不为过。

洪武十三年，李善长推举的丞相胡惟庸因“擅权植党”被诛，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的性质变成了谋反大案，李善长因受胡案牵连被定成谋反大罪，就连他那“免死金牌”都救不了他，最终全家七十多口人除了驸马李棋免死外，其他人皆被斩，一代功臣就此落下帷幕。

要想了解李善长被杀的起因，必须要了解“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人，淮西集团骨干成员，李善长隐退时推举出的淮西集团的代言人，洪武三年，由李善长提携拜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左丞，后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又兼朱元璋的故意放纵，故为独相七年之久。此人一副小人嘴脸，但又胆大包天。朱元璋在征求刘伯温胡惟庸为相时，刘伯温对他做了准确的评价：“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就是说他为相，好比劣马驾车，会翻车坏事，此事被胡惟庸得知，从此对刘伯温暗恨不已。徐达曾将他的劣迹奏于皇帝，胡惟庸居然企图加害徐达。

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胡惟庸贪污纳贿，排除异己，甚至不经朱元璋就处决犯人，控制官员升迁等等，朱元璋却对此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对于朱元璋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朱元璋在构建一个阴谋。

随着胡惟庸七年来的独断专行，顿时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达到了明朗化，朱元璋似乎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其进行了剪除。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密告胡惟庸阴谋，朱元璋将其与一众党羽处死。在其死后，更是挖掘出“通倭”“通虏”大案，株连进一步扩大，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被定性为“谋反”，丁斌告发李存义（李善长弟）曾串通胡惟庸谋反，李存义父子受刑后又攀出是李善长指示，于是朱元璋赐李善长自尽，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等功臣一并三万余人被诛杀，“胡惟庸案”才堪堪告一段落。

是自取恶果还是兔死狗烹？

胡惟庸被杀五天后，中书省被永久废除，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严令。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凌迟之罪在当时只用于谋反大罪，以此看来，奏立丞相与谋反无异，在他的眼里，视丞相如大敌，何至于此！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杀已是暮年的李善长呢？

从朱元璋来看。

废除丞相，杜绝权臣，以正纲纪。朱元璋把元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皇帝疏于政务而大权旁落，朝臣擅权以致天下大乱。他对李善长、刘伯温等人说：“元氏昏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丞相容易引起天下大乱，他也尝试用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但这些丞相不是尸位素餐就是骄横跋扈，这就说明丞相这个制度有问题，于是废除丞相制度就成为首要解决的政治问题，汪广洋、胡惟庸是最初改制的殉葬品，而李善长树大根深又是功臣第一人，还是淮西集团的实际领导人，有他在旧制随时可以复辟，杀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朱元璋忘记一点，国家王朝的特殊性必须要由分权来制衡，否则后患无穷，事实他后来的子孙证明了这一点。马皇后的逝世也成了朱元璋诛杀李善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马皇后离他而去，临死前不让御医为自己看病，其原因是：“医者医病非医命，妾已药石无救，若医者为妾身医治无效，陛下定会降罪于他，此非我所愿”。马皇后在有限的岁月中，陪伴了朱元璋大半辈子，是唯一能劝解阻止朱元璋滥杀的人。而随着马皇后之死，这一切都失控了。马皇后之死给了朱元璋精神上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杀人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生命的尽头。朱元璋担心太子的懦弱会造成主弱臣强。“兔死狗烹”往往描画的就是帝王刻薄寡恩的嘴脸，而朱元璋不光刻薄寡恩，还多疑善变，残忍嗜杀。淮西集团是朱元璋发家的基础，但这个集团随着他当皇帝后，领头羊变成了李善长。这个集团自从把浙东集团斗倒以后就变成了朝廷一家独大，其中既有骄兵悍将，也有文臣谋士。洪武二十三年时，朱元璋越来越觉得精神不济，所以他必须要加快步伐给身体不好且性格懦弱的太子铺路，那么淮西集团必须被打散，主要骨干也必须死，只有死人才可以让朱元璋放心，那么淮西党的精神头目李善长可以去死了。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卒。用赵翼一句话概括：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尽杀之，其残忍千古未有。害雄之好杀，本其天性。

从李善长来看。

李善长一直以来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但在之前被郭子兴威逼下被迫叛变过朱元璋，虽然是被迫为之，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污点，也是朱元璋不放心他的重要原因。李善长“逾制”建房。朱元璋规定王公建房“七架、九架”，不得违背，而李善长在其弟卷入胡惟庸案还不谨言慎行，做出“逾制”之举，更重要的是向汤和借兵盖房，公器私用，触怒朱元璋。知胡惟庸所为而不告，首鼠两端，立身不正，有助胡惟庸谋反之嫌，他甚至还默许了胡惟庸的谋反之举并说出了“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之语。贪财受贿，醉心于权力，退隐后还插手朝政之事，被朱元璋不喜。朱元璋反贪态度是极其坚决的，对于受贿之人处置一向是严之又严，李善长倒在此也未可知。总而言之，朱元璋固然偏执多疑、残忍嗜杀，但李善长也有取死之道，死的并不是太冤，用《明史》一句话来说：“乃至富至贵极，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

结语：李善长虽有萧何之能，但无萧何之识，最终为丞相制度、淮西集团殉了葬，即便有所冤屈，但绝对有限。朱元璋虽重严刑峻法，但皆是针对王公贵族而为，无一针对百姓，对于诛杀的数万人，虽过于手段狠辣，但对于政治斗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4. 临沂有什么名人？

在临沂名人中，今天介绍几位将军，他们是临沂人的骄傲和自豪。刘兴元：开国中将

刘兴元(1908——1990)，原名刘维芳，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医院政治部巡视员，总卫生部总务处处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第115师工兵营政治委员，山东军区第2师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政治委员、第42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参与指挥过赣榆城战斗和强攻临沂战役，参加辽沈、平津、安新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王光华：开国少将

王光华（1909——2005），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人。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支队长，八路军129师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总指挥部司令员等职，参加支援过淮海、太原、平津和渡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兼公安厅长，军委人民武装部动员处长，总参谋部队列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务部第二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觉：开国少将

李觉（1914——2010），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人。

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晋西游击队营教导员，鲁西军区团政治处副主任，冀鲁豫军区分区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过平汉、渡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郑惕：中将

郑惕（1923——2002），山东临沂人。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鲁南军区武工队队长，铁道游击大队代政委，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军法处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师长，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处长，武装警察部队副参谋长，第二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连秀：中将

李连秀，1923年生，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山东军区副连长，东北野战军1纵队团参谋长、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38军337团团长。后38军参谋长、军长，40集团军军长，武警部队司令员等职。1989年1月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

杨汉文：中将

杨汉文，1928年生，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人。曾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空军政委等职。1988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

还有哪些临沂名人请补充。

5. 后来被逐渐传说成是坏人了呢？

这样的人应该有不少，大部分是由于评书小说或民间传说的不负责任造成的，还有特殊时代造成的。

由于评书小说或传说的不负责任造成的，比如隋唐里面的苏定方，本来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战神，大功臣，虽然不能说是纯粹好人，但是苏定方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对稳定唐朝局势扩大唐朝影响力，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在隋唐小说里面，苏定方成了害死罗成的反面人物，甚至把他的后代说成了唐朝的叛徒。歪曲程度简直是令人发指。

还有燕王扫北系列里的马皇后。小说里的马皇后是罪大恶极的“韩马两党”，残害忠良，迫害功臣，尤其是在朱元璋执政的晚期，蛊惑朱元璋大肆杀人，罪恶深重。而实际上的马皇后宅心仁厚，在她的斡旋和劝谏下，很多功臣都免于被杀。在她去世之后，朱元璋才开始大开杀戒。

这种情况还有陈世美等人。

还有一些是特殊时代造成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把至圣先师孔子说成十恶不赦顺带把老师说成了臭老九。实际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文化大革命也成了建国后最黑暗的时代。好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错误，现在尊师重道又逐渐成了潮流。

还有批武训，把平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的武训说成封建余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算武训的行为思想有时代局限，但他一心做好事的品格是永远值得人们去怀念和学习的。

6. 商鞅变法有何积极意义？

从秦国变法前的现实看，商鞅变法是救亡图存的；从秦国变法后的剧变看，商鞅变法是功在当代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商鞅变法是利在千秋的的！

如题，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一、当时秦国所面临的困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同旧制度决裂！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病逝，年仅21岁的秦孝公继位，这个时候距离秦朝开国（公元前770年正式成为诸侯国），已经四百余年了，当时也只是偏居一隅，向来不为其他诸候正视，认为秦国是夷狄之国，一直到了秦穆公时期，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国力逐渐强盛起来，不过由于晋国正处于极盛时期，在东出争霸为晋国所败后，秦穆公及时调整国家战略西进，先后灭掉西戎十余国，开辟疆土千余里，国家实力高涨，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之后的历代秦君，大多是平庸之辈，到了秦简公时期，魏国文候在内任用李悝变法，对外任用名将吴起扩张，几次大败秦国，夺取了秦国河西之地，重创秦国国力，之后秦国几次想夺回失地，都被魏国压制，特别是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在位期间几次发动和魏国的战争，想夺回河西失地，都未得偿夙愿，终含恨逝去，所以秦孝公继位之初，虽然很年轻，但是抱负和雄心很大，希望重振先祖雄风，夺回河西失地，所以说平常百姓穷则思变，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我们常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秦国有变法图强的迫切需要，毕竟，当时由东周初期百余个诸侯国，被大国兼并成十余个，秦国如果不变法图强，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二、秦国变法以后，成效立竿见影，开创了新局面！

秦孝公在大胆任用商鞅变法后，很快就尝到了变法的成果，在几次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结束了长期被各国鄙视，不与会盟的历史；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第二年，各诸候国也纷纷来秦国祝贺，秦孝公也兑现自己当初与之分土的承诺，把於、商等十五地封给商鞅作为封地，号商君。

可以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开创了战国新的局面，在以军事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全面进步面前，六国再也不会小觑秦国，再也不认为秦国是夷狄治国，对秦国开始有了平等对待，甚至羡慕嫉妒恨的时代来临了！

三、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于国于民都是积极进步的！

首先，商鞅变法贵在坚持，在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自保为了发展为了称霸，都试图进行变法，自魏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变法，独霸战国近百年，楚国也用吴起变法，但是楚悼王没几年就病逝，吴起被旧贵族射杀，楚国变法失败，齐国邹忌，赵国胡服骑射，韩国申不害等，都实行过不同程度的变法，但是只有商鞅变法最系统最深入，而且连续七代国君坚持下去，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我们常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一个国家的变法，又何尝不是呢！

其次，商鞅变法重在法治，商鞅变法的内容两个特色，一是严刑峻法，二是重赏耕战，严刑峻法使百姓怯于犯罪安分守己，重赏耕战使人民勇往无前不惧劳苦，所以变法几年后，秦国大治，犯罪率极低，同时法治精神还体现在人人平等上，即便是贵为太子，也要接受惩罚，这种法治精神可以说是超前而远瞻的，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

最后，商鞅变法对百姓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只是一个名号，诸侯国已不受控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战争连绵不断，你打我我打他，东周初期上百个诸侯国，到战国后期十余个诸侯国，其他诸侯国是怎么灭亡的，教化德昭吗？是战争，最终受苦受累的是百姓。

在秦国变法图强七代以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第一次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如果不是秦始皇刚愎自用，也许不会有秦国二世而亡的灾难，商君之法虽然严厉，但是如果能够灵活变通的顺利推行全国，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又有什么不好呢？虽说不会千世万世，但是传个一百年几百年，还是没问题的，在大一统的秦帝国生活的百姓，总比饱受战乱妻离子散之苦好吧，但是假设的历史没有答案，历史事实就是秦始皇太过于盲目的自信，秦二世又太过于愚蠢，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十四年就灭亡了，百姓又无奈被动的走进了将近十年的秦末大起义和楚汉战争，可悲可叹！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它的成功奠定了大一统，大一统之后才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行政体制，也夯实了历朝历代的君主，努力实现大一统国家的野心，否则，战国还有持续多少年，还真是未知数，从这点来看，商鞅变法不仅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7. 有人说秦始皇和法家是进步阶级的代表？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整体而言，秦始皇和法家当然代表着进步的势力；至于秦人是否幸福，我们更要辩证的来看。

法家思想的积极性

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的法家思想与治国体系，在春秋战国之交无疑是一种制度的巨大突破，许多主张即使放到今天也有可取之处，下面列举几点（引用的文字均出自《商君书》）：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治理国家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法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阶层。商鞅在推行变法之初为了惩罚犯法的太子，按法律削掉了公子虔（秦孝公的哥哥）的鼻子，就是这种“王子犯法庶与民同罪”理念的体现；

国之所以为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信者，君臣所共立也...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刑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法制、国家信用是治国的关键；国君赏罚分明，不因私人偏好损害信用、违反法度，则

百姓才会对国家、对法律产生敬畏，并且自觉遵守；

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

君主实行赏罚，只能根据臣下的功劳，而不是君主个人意志和偏好；秦武王违背了这个规则，赐给一批陪自己举重的大力士官爵，结果自己因举鼎而死，那些大力士也随之被全部诛杀；

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

开启公利而堵住私人的门路，以这种方式发挥民众的力量；为君主或贵族个人效力，并不能使人在国家中显贵，私人更是不得在君主面前请托。简而言之，就是走后门、投君主/权贵所好，并不能使人飞黄腾达。想要出人头地，只能为国立功。

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当天就能处理完政事的国家可以称王天下，当夜能处理完的也能强大，第二天才能办好的则必定削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及时处理完政事，今日事今日毕，不能拖延至第二天。

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

官员虽然很多，但是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官官相护；利益相同的人，不能让他们互相监督。因此秦国实行了连坐制度，百姓与官员间互相监督。

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与农战挂钩。以上这些思想及措施，其共同落脚点，是改变过去的家族世袭制贵族政治模式、奴隶制生产形态，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鼓励全体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勤劳、智慧，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同时，促进国家富强。

至于法家主张消灭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则是实现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必要途径和理论武器，这为其后中国封建社会2000年的运行夯实了基础，在此无需赘言。

法家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法家的积极性，并不能掩盖其不足之处：

其一，法家所谓“法制及信用”的出发点，是为君主服务。

所谓“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最关键的权，是指君主专制权，即“权制独断于君”。面临恶劣的生存与竞争环境，秦国历代国君大体都做到了维护国家信用、任人以才；但在秦统一六国后，接班的秦二世迅速腐化堕落，国家的法律体系失去了生存的前提，恶法横行、私门大开，秦朝失去了国家信用，只能迅速崩溃。

其二，极端务实主义带来的极度冷酷。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鼓励“农战”，即耕地和打仗，所有百姓的生老病死都围绕着这两大目的而来。这固然是战国时期生存环境的特殊产物，但法家为了快速实现这一目的，手段过于简单粗暴：战场上的连坐制，一人逃跑，全员被罚；生活中的互相监督，即使同在一家内的父子、夫妻间也不敢包庇；为了迫使民众守法，法家“重罚轻赏”，所谓“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以血腥的杀戮来推行变法的落实。

其三，愚民政策。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为了避免百姓与国家对抗，法家主张将民众的精力都引向农战，不读诗书，不从事游学，“声服不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没了干扰，老百姓只能好好干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家主张把老百姓变成为实现国家战略而运作的机器，短期来看，固然是能实现国富民强；但从长远而言，无疑会反过来扼杀社会的进步。

秦人是否幸福？

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大：在秦国变法时，其他国家的百姓幸福吗？史书中对这一方面的记录并不多，我们可以从李同对平原君赵胜的劝谏中管窥一斑：

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锺磬自若。

当邯郸的老百姓"易子而食”、衣不蔽体却要削木头当武器作战时，赵胜家里后宫数百佳丽仍旧穿着林罗绸缎、大鱼大肉多的吃不完，这与秦国“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状态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在秦国，努力耕种，不仅可以免税，还能获得爵位，“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包括王公贵族在内，所有人能拥有的房屋、土地、臣妾数量、穿着标准等，都与爵位挂钩，逾越者处以重刑，“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士大夫家中豢养的食客奴婢，也要按照人头交税：

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

所以当我们为战国四公子家里食客数千人而神往不已时，却没有想过，这些人的风光背后，需要多少底层百姓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性命。

简单理解：

首先，在秦国的变法下，老百姓一生要为农战而活，不仅辛苦而且会面临丢命的危险；但在其它诸侯国的贵族体系下，老百姓一样处于最底层，一样的从事最辛苦的工作。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秦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而他诸侯国的百姓卖命则是义务，只会迎来更严重的盘剥。

其次，秦国的法家变革，是应对战国形势的产物，而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战争的根源在于利益的争夺。没有法家，各诸侯国一样会为了利益杀得头破血流。而商鞅变法，造就了超过时代对手的强秦，加速了混战的终结。如果没有法家改革，各国的老百姓可能要在黑暗中挣扎更久的时间。

所以，如果不幸作为一名老百姓生活在战国，笔者当然会选择当秦人。

从长远看，法家对人民而言是好的

结论